多少楼台烟雨中——南北朝佛教艺术

从汉王朝在黄巾起义浪潮冲击下覆亡开始,中国大地从三国、两晋而南北朝,从北到南实际上经历了三、四百年之久的分裂,直到隋的建立才暂归统一。这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、政治紊乱不定而礼教崩坏的时代,人们无奈于苦难的现实人生,往往难以预料自己的命运,于是由西域传来的佛教找到了赖以生存、发展的土壤。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,各君主显贵希冀从佛教王国得到庇护与慰藉,均崇信佛法,保护倡导佛教。例如宋文帝令沙门参与机政;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;陈武帝曾赴大庄严寺,久乃还宫;魏孝文帝七次下诏兴隆佛法,大兴佛寺。

山西台怀佛光寺祖师塔(南北朝)

虽然由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,佛教经历了短时期(446-452)的打击,但在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,又得到恢复。后来北周武帝灭佛,时隔不久,佛教又卷土重来。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成为占重要地位的思想体系,佛经流布,伽蓝栉比,浮屠林立。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,佛教书画也乘势兴起,很快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。

和秦汉时期相比,魏晋南北朝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动荡不安的政局。在佛教文化全面传入中国的新形势下,继春秋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之后,出现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,是中国艺术从内外两个方面有重大突破。内是指在汉代美术基础上继续深化传统艺术的表现性,外是指吸收、消化佛教、祅教的外来艺术精华,开创空前未有的审美境界。

北朝艺术博物馆

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,造成了道教的大繁荣(“天师道”),以及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全面传播。

佛教文化的本源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。公元前4世纪,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来的泛希腊化艺术融入佛像制作,形成了“犍陀罗风格”,标志着佛教艺术史上一个巨变。

洛阳 白马寺

犍陀罗风格反映在佛教造像上的主要特点是:身着希腊式披袍,衣褶厚重,富于毛料质感;人物表情沉静;面部结构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,鼻直而高,薄唇,额部丰满,头发自然波卷;装饰朴素,庄严稳健。

北魏贴金彩绘背屏三尊像

北魏贾智渊早背屏三尊像

北魏彩塑菩萨像

北魏比丘道休造弥勒佛像

对于佛教文化的冲击,汉族士大夫主要是接受佛学义理,引申出新的价值取向。如引进印度的因明学,使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更加周密和逻辑化;在表现佛教绘画、雕塑题材方面,突出思辨性与山水的观念。

和南朝文人士大夫的倾向不同,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则重视功德,把佛学义理通过视觉形象来表现,感动广大的信徒。

佛教美术的普及和北魏的汉化进程同步,从吸收外来成分到发挥汉族本土传统,彼此是互相促进的。

随着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,南北艺术也相互影响。书法的交流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。

天发神谶碑

爨(cu`an)宝子碑

爨龙颜碑

在人物造像上,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体特征是“瘦骨清相”。

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佛教雕塑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种:一种是印度犍陀罗式的外来之风,一种是承袭汉代雄浑博大的本土造像之风。随着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,佛教造像也逐渐具有民族化特色。

首先,从雕像神情的传达上看,该时期佛教雕塑着重刻画了人物的神情面貌,而面目神情则通常是通过眼神和嘴唇变化、五官构造、身姿手势的刻画传达出来。佛的庄严、观音的慈祥、愤怒的天王情态毕现。

其次,从佛教造像的线条运用上看,虽然该时期雕塑是重体积表现,但具有形式美的线条也起了重要作用。在佛教造像中突出线条作用是概括性极强的造型方法,常有粗硬、细柔线条。在人物衣纹雕刻上,更能体现线条的作用。

北齐贴金彩绘佛像

北齐贴金彩绘佛像

北魏彩绘菩萨像

杨仵夫妻造思惟菩萨坐像

菩萨立像

北凉 《听法菩萨》(局部) 敦煌第二七二窟

北魏 《降魔变》(局部) 敦煌第二六三窟

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新疆吐鲁番盆地伯兹克里克洞窟《誓愿图》壁画

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既是宗教的宣传品,也是帝王权贵的意念所在。虽然这些它们的宗教气氛非常浓郁,但其造型的基础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现实的人,写实的因素毕竟处于主导位。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流行的北魏和整个南北朝时期,是个战乱频繁,现实中充满了悲苦和灾难的时期,生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的广大人民,一时找不到出路,死后即可进入天堂的佛教,对于处在水深火热悲惨世界中的人们来说,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
因此,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所显示的宁静、洒脱、飘逸和充满智慧的神态,实际上是集中地寄托了当时人们的美好希望和理想。 

阿弥陀佛!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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